三问疫情中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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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觅游cos

编审丨觅游侧影学长

排版丨觅游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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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防疫知识还是谣言，为何冠以钟南山院士的名义就能在社交网络中迅速蔓延？同样是研究成果被媒体报道，为何引发双黄连抢购的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被网友大起底，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团队却备受赞誉？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和病毒的传播一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信息的传播。

在这些新闻中，他们都扮演了同一个角色——信息源。
“国字号”机构并不光彩的过去

媒介批评学者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发现，记者对事实的判断往往会依赖于已经被接受的社会价值观念中对新闻的认识。钟南山、李兰娟院士自2003年SARS事件以来，成为了老百姓心中的权威，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也是人们常识中的专业机构。 这些科研工作者和单位作为信息源，不仅提供了新闻信息，也决定了新闻的可信度，即完成了记者对于报道真实性的一部分责任的转嫁。而上海药物所似乎从17年前的非典到如今的新冠，都没有意识到作为信源的责任。

（新华社微博、西安交大科技在线网页截图）

2003年6月一篇出自西安交大科技在线的新闻稿称，上海药物所指出中药制剂“洁尔阴”洗液能抑制SARS病毒。这一“让专家感到兴奋”，让常人瞠目结舌的成果，彼时尚且提供了临床试验报告，提及了语焉不详的研究过程。到了如今的双黄连口服液，就彻底只剩下“可抑制”这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结果了。如此这番，网友戏称“非典洁尔阴 新冠双黄连”，爆出上海药物所研究员学术论文造假，质疑武汉病毒所所长飞速升迁，也就不足为怪。 这样一来，是不是一切全靠信源，记者有闻必录，就万事大吉了呢？当然不是。因为媒体并非信息源的传声筒，而是新闻的把关人。同样是报道研究成果，我们拿新京报微信公众号对李兰娟团队的报道对比来看。

（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截图）

2月4日下午5点半，新京报以短消息的形式报道了该团队的研究成果，包括阿尔比多和达芦那韦两种药物在体外细胞实验中的使用剂量和量化效果，李兰娟院士建议将其写入诊疗方案，和团队成员陈作兵对这两种处方药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的提醒。晚上8点，新京报进一步解读，引用国家卫健委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孙忠实对该研究成果的看法，并补充了国内6家生产相关药物的企业信息。第二天上午8点半，新京报又带来了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对这两种药物的介绍，以及一位艾滋病权威专家对将两药写入诊疗方案的建议。相比之下，两份研究成果报道提供给民众的新闻信息服务、进行决策的参考高下立判。 质疑阴谋论：媒体的交叉验证
在新闻传播的实践中，和“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冠病毒”同种类型的报道并不少见。这样陈述和再现某人或某机构说了某些“话语”，而报道者不知道源主体的话语有无事实根据的新闻被称为“间接话语新闻”。 学者杨保军指出，这类新闻的真实性有两个层次，一是话语本身的真实性，即源主体是否说过新闻报道中所说的话；二是话语内容的真实性。显然后者才是间接话语新闻真实性的关键。若是话语内容无法保障真实，信息源便是在造谣，记者不进行核查，相信了信息源的话，则是在传谣。 而科学、健康方面的新闻，既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又有一定的知识门槛，光靠媒体自己苦思冥想或随意猜测，并不能接近真相半毫。1月31日，一篇由印度德里大学和印度理工学院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在生物预印本网站bioRxiv 上线。这篇没有经过同行审阅的论文结论直指“新冠病毒棘突蛋白与HIV-1 gp120和Gag蛋白不寻常的相似性”，并强调“这不太可能在自然界偶然发生”。 一时之间，博人眼球的“基因改造”“基因武器”之语在一些媒体中甚嚣尘上。但做出报道的媒体不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有的甚至用哈佛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对这篇文章的质疑，作为论文研究结果真实性的依据。

（哈佛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Eric Feigl-Ding 推特截图）

而《知识分子》杂志的辟谣文章中，记者不光说明了这篇神文的主要内容，也介绍了分子生物学家Trevor Bedford 对此文的重复实验结果和其他科学家的看法，并采访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病毒与新发病原学中心主任、美国华人病毒学家协会主席刘善虑教授，从论文本身的数据使用、研究过程和病毒进化的特征对文章进行了分析。亲身采访，交叉验证，说明新闻来源等工作都提高了报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是走近真相的最好途径。
 同时，媒体也要注意不能想当然地化简和延伸信源的话语。2月3日，湖北召开中央指导组医疗救治专场新闻发布会，卫健委专家组成员蒋荣猛表示，20度的环境，湿度40%至50%，有研究发现，过去的冠状病毒有可能存活达到5天。而在媒体稿件中，能存活五天的主角先被简化成了病毒，又被篡改成了新型冠状病毒，造成了信息的偏差和民众的困扰。

（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微博截图）

记者董瑞丰：上药所的老朋友
再进一步，如果信源靠谱，记者尽力，总可以保证新闻报道客观真实了吧？并不尽然。因为作为把关人的媒体本身也暗含倾向。在把关人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可以通过关口成为新闻的过程中，个体(背景、价值观、工作类型等)、报道惯例(新闻价值判断、对消息源的选择惯例)、组织(媒介组织机构)、社会机构(其他媒介、市场、受众、政府、相关利益群体等)、社会系统(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多个层面无一不影响着媒体的判断。 例如，媒体通常不会采用批评自己赞助商的新闻，有时微博热搜和现实好像是两个世界；男女记者会根据自己不同的兴趣爱好报道体育类新闻，非裔美国记者和白人记者在有关种族问题的报道中也存在差异。
也因如此，白岩松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身份削弱了他在1月27日《新闻1+1》中表示“他们（红十字会）都会更加信息公开和透明”的可信程度。同样，报道双黄连的记者董瑞丰也逃不过多重倾向。 检索董瑞丰的报道记录便可发现，作为一名科技口记者，这并非是他第一次和上海药物所“合作”了。2019年11月2日和4日，董瑞丰先后参与了《我国原创新药为阿尔茨海默症治疗提供新方案》和《解密我国首款阿尔茨海默症创新药》两则报道。而这首款新药的研发单位之一便是上海药物所。这两篇报道的主要信源同样除了上药所的研究员，就是上药所的原所长和上药所参与组建的绿谷制药公司。

（搜索结果网页截图）

没过几天，有网友在以“讨论及评审科学研究”而著称的网站Pubpeer上指出,上药所的耿美玉团队2019年9月份发表于Cell Research，涉及本次新药关键性证据的论文存在多个图片问题。
一些专业人士也分析与质疑其“药物作用机理阐释不明”“Ⅲ期临床试验周期过短”“效果评估依据不充分”，甚至绿谷制药也被挖出多年前对“抗癌神药”进行虚假宣传的旧闻。若不是 “线口”采写形成的固定程序限制了记者的视野，或许不会出现这引发巨大争议的报道。

灾难面前：专业主义和人文关怀的双重考验
这么说来新闻报道总是那件“皇帝的新衣”吗？也不应如此悲观。从外部看，新闻业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本身就不生存在理想的真空中。从内部看，自人们发现标注信源、多方求证、平衡报道这些奉行客观性的操作手段与客观真实的原则理念存在鸿沟起，就从未停止过修正和精进，以追求传播促成民主的终极目的。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解释性新闻、调查性新闻和精确新闻，不断扩充客观性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到有学者提出以“透明性”代替“客观性”，向客观性注入对话性元素，要求对新闻制作过程保持公开和允许公众对报道内容有所贡献。 在社交媒体时代，新闻机构的角色也从过去强调控制地位的“把关人”（gatekeeper）逐步向保证信息自由流通，客观真实，符合公众利益的“守望人”（gatewatcher）转变。17年前非典疫情发生时，新闻媒体从集体失语到在展开报道，距第一起非典病例发生过去了4个月，而这一时间在新冠疫情中缩短到43天。过去“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群众救灾不是新闻，领导指示才是新闻”的官本位报道思路逐渐改变，媒体在注重灾情宏观报道的同时，也关注个体命运带来的震撼和共鸣。 然而，个别自媒体却打着“真实”的旗号，不择手段地吃起人血馒头。前两天《一个武汉女生的真实日记》一文在朋友圈广泛传播，文章不顾原作者的反对声明，将武汉女生小杭记录自己疫情期间经历生离死别的豆瓣日记照搬照抄，做成原创文章，要取打赏。这样将他人的悲苦变成自己流量的富矿，没有对逝者失去起码的尊重和对生命应有的敬畏，只能让作为底线的新闻伦理和人道精神变成一地鸡毛。 在灾难报道当中，媒体报道必处理好真相还原与隐私保护的问题。这意味着，媒体人要提高素养，严格以专业主义操作选题，避免传播过程中给逝者及其家人造成二次伤害。所以病愈人员出院的报道中，相关人员的面部会进行模糊处理，一篇篇特稿和深度报道的末尾，会特别注明“文中均为化名”。

（图源Veer图库）

《纽约时报》记者和专栏作家大卫·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在他的书《如何改变世界》（How to Change the World）的后记里写道，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发生了9/11，他写不下去了。
六周后，他参加了一个工作坊，主题是“希望在哪里？”当参与者们的绝望、愤怒和仇恨快把他淹没时，他重新找到了自己写书的动力——有人在破坏的同时，也有人在建设。“建设者”需要被人看到，因为那是希望所在。 这次疫情中，我们痛恨尸位素餐、官话连天、一问三不知的官员，也感谢冲锋在第一线、和死神抢时间的各行业工作者；我们质疑效率低下，分配不公的慈善机构，也称赞公开透明、全力以赴的民间团体；我们惊骇于在居民门前钉木板、焊铁栏的暴力封门，也感动于外卖订单里穿越隔离的爱情、亲情与勇气。 我们愤怒、困惑、无力于出其不意的新闻反转，以假乱真的谣言和假新闻，意料之中或之外的404；也看到财新网、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众多新闻媒体深入疫区，亲身采写，给人们真相和力量。 但若只是沉溺于极端情绪的简单起伏，不光是无谓的情感消耗，也是智识与行动上的懒惰。“多难兴邦”一词可以凝聚共识，鼓舞人心，但终究是假想的因果关系。借前央视新闻中心评论部副主任陈虻的话，痛苦就是痛苦，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宣泄者面向过去，观望者原地徘徊，建设者面向未来。我们可以加油、祝福、祈祷和悲痛，也千万不能遗漏对权利的界定、对失职人员的追责、对应急制度的优化、对民众心理的抚慰、对做出贡献者的嘉奖，和对所有应该关注和关怀的人与事的反思与行动。

参考资料：[1](美)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著.做新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2]杨保军.简论话语新闻及其真实性[J].今传媒,2005(07):18-19.[3]知识分子.辟谣：新冠病毒人为制造？引发阴谋论的印度神论文将撤稿[4]申琦.在线消息源使用中的“把关人”角色研究——以上海新闻从业者使用微博作为消息源现象为研究对象[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3(10):25-39+126.[5]中国新闻周刊. 抗老年痴呆新药“九期一”冲上热搜榜之后[6]夏倩芳,王艳.从“客观性”到“透明性”:新闻专业权威演进的历史与逻辑[J].南京社会科学,2016(07):97-109. [7]刘沫潇.从“把关人”到“守望人”——算法式新闻分发下人工编辑的功能角色定位[J].电视研究,2019(02):63-65.[8] NJU核真录.从SARS到武汉新冠 应对哪里变了（下）[9]新京报. 别把媒体报道埃航遇难女生，轻易归结为“消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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